​卢其考口述  陈其明整理

茨岩塘的晨雾总带着点土腥味，混着苞谷秆燃烧的烟火气，在面山村的屋檐上绕来绕去。我坐在老屋门槛上，看着太阳把对门山坡的茅草染成金红色，手里的旱烟袋“吧嗒”响了两声。七十多年了，总有些日子像是卡在喉咙里的鱼刺，咽不下去，也忘不掉——比如1950年那个冬天，苗市捞车的腊肉香里，藏着我这辈子第一次离家的滋味。

一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芦毛垭后生

我叫卢其考，1933年四月十四，生在茨岩塘面山村那个叫芦毛垭的小地方。打小没读过书，睁眼是山，闭眼是田，身边的人三句话不离苞谷、红薯和老天爷的脸色。我们那地方杂，土家、汉族、苗族的人住在一起，张家的转角楼挨着李家的土坯房，苗家阿婆的绣花帕子能被汉家婶子拿去包粽子。我娘常说，山里人不分那么细，一碗苞谷酒递过去，都是兄弟姐妹。

家里兄妹五个，我排行老四，上头一个哥，两个姐姐，下头还有个弟弟。哥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跟着爹在坡上刨食；姐姐们早早学了针线活，绣的鞋垫能换些油盐。我呢，十几岁就跟着他们上山砍柴、下河摸鱼，胳膊腿练得像山里的树，粗粗壮壮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国家，只知道日子要过下去，就得靠力气，人攒劲、天帮忙。  

1950年开春，正是茨岩塘赶场的日子，我们在街上看到穿军装的人，胸前的红星在太阳下闪得人睁不开眼。他们说，朝鲜那边打仗了，美国鬼子还要跨过鸭绿江欺负我们，咱得去帮忙。我那会儿17岁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听他们讲“保家卫国”，心里像揣了团火。哥说我年纪小，娘偷偷抹眼泪，可我铁了心要去——总觉得山里的太小，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更觉得他们说的“不让敌人打到家门口”是正经事。

临走前那时，部队首长让我们这些新兵在苗市捞车过年。那是我头一回离开芦毛垭，也是头一回在别人家过年。捞车是个热闹地方，有河有桥，街上的铺子挂着红灯笼，姑娘穿着百褶裙，妆饰叮当响。我们十几个新兵挤在老乡家里，桌上摆着腊肉、糍粑，还有自家酿的包谷烧。有人想家，躲在角落里哭，我没哭，只是喝着酒，听着窗外的鞭炮声，心里琢磨着丹东是啥样，朝鲜又在哪儿，美国鬼子肯定好丑好坏。

年后，我们往丹东集结。火车哐当哐当走了好几天，越往北走，天越冷，地里的雪没化，白花花的晃眼。到了丹东，城里到处是穿军装的人，卡车、大炮在街上来来往往，广播里整天唱着那首歌：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我们跟着唱，唱得嗓子冒烟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《志愿军军歌》，是我们往后在朝鲜战场上，听了无数次的调子。

过江那天是夜里，月亮被云遮着，江面上风很大，吹得人直打哆嗦。我们坐在船上，谁都没说话，只听见船板咯吱响，还有江水拍打船帮的声音。对岸就是朝鲜，黑乎乎的山影像蹲在那儿的巨兽。有人小声说：“这就出国了？”没人接话，只有风裹着歌声，飘在江面上。

过了鸭绿江后，我便和战友们一起踏上了奔赴朝鲜的征程。部队行进的方式是昼伏夜行，白天隐蔽在山林或村庄里，夜晚则借着月色急行军。记得那时的夜晚格外黑，只能跟着前面战友的身影一步步向前挪，脚下的路崎岖不平，常常有人不小心摔倒，但没有人叫苦叫累，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尽快赶到前线，打美国鬼子。

大约七八天的时间，大家抵达了小镇南洋里。这里是志愿军的一个后方基地，大家的任务是修建机场。修建机场的三个月，是到朝鲜后经历的第一次考验。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，全靠人力搬运石块、平整土地。白天要躲避敌机的轰炸，只能趁着夜色加紧施工。月光下，战士们肩扛手推，号子声此起彼伏，汗水浸湿了军装，很快又被夜晚的寒风吹干，结上一层白霜。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，但看着机场一点点成型，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

二、说朝鲜老乡的南洋里白话比冲锋枪还管用

到朝鲜的头三个月，我们在南洋里修机场。说是小镇，其实就几排破房子，墙都是石头垒的，屋顶盖着茅草，风一吹就晃晃悠悠。美国鬼子的飞机常来轰炸，我们白天不干活，夜里摸黑干。星星当灯，月亮当伞，铁锹锄头碰在石头上，叮叮当当作响。

我被分到47军140师422团3营7连3排，排长是山东汉子，嗓门大得像打雷，总说：“咱修机场，是为了让咱的飞机能飞起来，把美国鬼子赶回去！”他说得对，夜里干活，那冷是真冷，饿也是真饿。食堂的灶火总是受美国鬼子轰炸、柴火不够、灯火管制等等影响，米饭蒸不熟，常常吃夹生饭，就着咸菜往下咽。

排长让我和几个战友去山里拾柴。南洋里周围都是山，树不少，但得走远点，美国鬼子和韩伪军在周边埋了好多地雷。第一次进山，心里发慌，总觉得草里藏着啥，手里的斧头攥得紧紧的。后来发现，山里有不少老乡，都是朝鲜人，穿着破烂衣服，背着背篓拾柴、挖野菜。

起初怕惊扰朝鲜老乡，我们见了面就躲开。有一回，我拾柴时崴了脚，疼得站不起来。一个朝鲜大娘路过，叽里呱啦说了几句，我听不懂，只看见她放下背篓，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里面是几块煮熟的土豆，硬塞给我。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眼睛却很亮，像山里的星星。我比划着说谢谢，她笑了，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从那以后，再进山拾柴，就主动跟朝鲜老乡们打招呼了。他们大多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，青壮年男人多半去打仗了。我们学着说简单的朝鲜话，也慢慢听懂了朝鲜话。“阿加西”（大叔）、“阿玛尼”（大妈）、“米阿内”（对不起），这些日常用语像种子一样在我们志愿军战士心里发了芽。十分凑巧，我发现朝鲜老乡的“谢谢”和湘西的“难为你了”语气很像，“你好”“吃饭了吗”，朝鲜老乡也学着说中国话，比划着问我们从哪儿来。日子长了，竟也能听懂不少。比如朝鲜老乡说“木古力”是水，“包谷”是玉米，“火”的发音跟我们湘西人讲话差不多。有时候拾柴晚了，老乡会拉我们去家里坐，炕上铺着草席，端上热乎乎的米汤，还有腌得酸酸的萝卜。

我嘴笨，但学话快。山里的活儿重，休息时就跟朝鲜老乡扯白话摆龙门阵，听他们讲村里的事，讲美国飞机炸了他们的房子，讲儿子去当兵还没回来。听多了，心里堵得慌，就更觉得我们要把这仗得打好，不然他们的苦日子没个头，我们在国内的家里人也可能遭这份罪。后来连里让我去跟朝鲜老乡联系，借工具、买粮食，我一口朝鲜话讲得溜，讲到朝鲜老乡的心坎里，排长总夸我：“卢其考这本事，就是讲到了我们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心坎坎，比冲锋枪还管用！”

现在想想，南洋里的那三个月，苦是真苦，再苦再累，可也暖。那些陌生的面孔，粗糙的手，热乎乎的米汤，还有那些半生不熟的话语，让我在异国他乡，没那么想家了。原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，过日子的盼头都一样——盼着安稳，盼着亲人平安，美国鬼子就是坏登头了。

三、能让身边的战友活下去就最好

修完机场，我们开赴前线，去了丘角岭。那地方，山是秃的，石头是焦的，树都被炸得只剩半截，像插在地里的骨头。我们的任务是守阵地，挖交通沟，修防空洞。交通沟深两米多，宽一米，全是用铁锹、洋镐一点点刨出来的，石头硬得很，刨一下火星子直冒，手上的水泡破了又长，结成厚厚的茧子。

我第一次见打仗，是在老头山。美国鬼子的飞机像一群马蜂，嗡嗡地飞来，炸弹扔下来，地都在抖，耳朵里嗡嗡响，啥也听不见。炸弹炸开的火光把天照得通红，土块、石头像下雨一样往下掉。我们趴在交通沟里，抱着头，听着身边的战友喊“隐蔽”，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
打那以后，“打仗”就成了家常便饭。有时候是美国鬼子的飞机轰炸，有时候是美国鬼子的炮轰，有时候是他们冲上来，我们用冲锋枪、三八枪打回去。我用的是三八枪，上子弹得拉枪栓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然后瞄准，扣扳机。班长教我：“别慌，准星对着敌人的胸口，稳着打。”可真到了敌人冲上来的时候，心“砰砰”跳得像要蹦出来，哪顾得上稳，能把子弹打出去就不错了。

手榴弹硬是个好东西，拉了弦，扔出去，“轰隆”一声，能炸倒一片。那就要得扔得远，扔得准。我从小就打飞棒、打飘飘岩，力气大，扔得又远又准，战友们都叫我“手榴弹能手”。有一回，敌人快冲到阵地前沿了，我一口气扔了十几个手榴弹，炸得他们退了回去。排长拍着我的肩膀，笑迷朵了：“好小子，给咱七连长脸了！”

我们是守月月山和118高地。山上没水，没吃的，渴了就接雨水，饿了就啃压缩饼干。压缩饼干硬得像石头，得泡在水里才能咽下去。冬天冷，我们就挤在防空洞里，互相取暖。防空洞是石头垒的，矮得直不起腰，里面又潮又暗，战友们的脚都烂了，流脓水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可没人叫苦。

夜里站岗，最是难熬。风呜呜地叫，像哭丧，远处时不时传来炮声。我握着枪，瞪大眼睛，盯着黑漆漆的山下，生怕敌人摸上来。有时候会想家，想芦毛垭的爹娘，想哥姐，想家里的苞谷酒。想着想着，眼泪就下来了，赶紧用袖子擦掉——不能让战友看见，怕他们笑话，也怕影响士气。

身边的战友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有的早上还跟我一起啃饼干，下午就倒在阵地上了。有个四川兵，比我小两岁，总爱唱家乡的山歌，说打完仗要回家娶媳妇。他牺牲那天，我们正在挖交通沟，一颗炮弹过来，他把我推开，自己没躲开。我抱着他，他嘴里还冒着血泡，说：“哥，替我……看看我爹娘……”

那时候不懂啥叫英雄，只知道活着就好，能多杀几个敌人就更好，能让身边的战友活下去就最好。每次打退敌人，我们就坐在阵地上，看着天边慢慢亮起来，互相看看，笑了——又活过一天。

四、那些埋在朝鲜的英雄弟兄们保护我们

1953年7月，消息传来，说在板门店签了和平协议，不打了。那天，阵地上炸开了锅，战友们又哭又笑，把帽子扔到天上。我坐在交通沟里，看着远处的山，突然觉得浑身没了力气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打了三年，死了那么多弟兄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

凯旋归国那天，火车一路向南。越往南走，天越暖，地里的庄稼绿得发亮。到了丹东，城里的人夹道欢迎，敲锣打鼓，给我们戴红花。有人喊“欢迎志愿军英雄回家”，我脸红了——我不是英雄，只是活着回来了。那些埋在朝鲜的弟兄，才是英雄。

在丹东待了段时间，说是要准备援藏，在西海岸搞建设。我报了名，可体检时说我身体不行——在朝鲜落下的病根，腿总疼，肺也不太好。领导找我谈话，说让我复员回乡。我没说话，心里有点空落落的，像丢了啥东西。

回到龙山那天，是个晴天。哥来接我，看见我，眼圈就红了：“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”娘摸着我的脸，手抖个不停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瘦了，黑了，可总算回来了。”家里的苞谷酒还是那么烈，喝一口，烧心，也暖心。

回乡后，政府让我协助搞秋征。就是挨家挨户收公粮，算清楚谁家种了多少地，该交多少粮。我没读过书，算账慢，但我实在，老乡们信我。哪家有困难，交不起粮，我就跟政府反映，能缓就缓，能减就减。后来村里选贫农组长，大家都选我，说我“公道，没忘本”。

没过多久，县里修铁路坡公路，我报了名。修路比在朝鲜挖交通沟还累，石头多，坡又陡，全靠人力。我们住在工棚里，睡大通铺，吃的是苞谷饭、红薯汤。一干就是三年，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，腰也累得直不起来。但看着公路一点点往前延伸，心里踏实——这路修好了，山里的东西能运出去，外面的东西能运进来，是好事。

修路的时候，认识了王金兰。她是附近村里的，来工地给我们做饭。她手巧，做的红薯饼又甜又软，缝补衣服也利落。她不嫌我是个粗人，也不嫌我腿上有疤，说：“当过兵的人，靠得住。”1956年，我们结了婚，简单办了两桌酒席，请了村里的亲戚和工地上的工友。婚后，我跟着她在包谷大队落户。她是个好媳妇，孝顺公婆，操持家务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，有她，有个家，比啥都强。可天不遂人愿，结婚刚一年多，她就得急病走了。我抱着她冰冷的身体，哭了整整一夜，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。

后来，我去了养路工班，一干就是六七年。每天扛着锄头、铁锹，在路上填坑、补洞，看着南来北往的车，心里倒也平静。再后来，又去桑植县澧源镇养河，清理河道里的石头、杂草，看着河水清清亮亮地流，觉得日子也像这河水，慢慢往前淌。

1962年，我回了乡。1964年冬月，经人介绍，认识了龚小妹。她也是苦出身，我们没办啥结婚仪式，就请村里的老人吃了顿饭，就算结了婚。她话不多，但勤快、实在，把家里照顾得妥妥帖帖，为我生下了三个孩子，两儿一女。可是女子在两岁多的时候就夭折了。

那时候正搞农村三线建设，我又跟着去修水库、建电站。还是老本行，出力气，流汗水。龚小妹跟着我，在工地做饭，给我洗衣裳。累了，她就给我捶捶背；饿了，她就把热乎的饭菜端到我手上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想：这辈子，总算有个安稳的家了。

五、这辈子打败美国鬼子，值了！

现在，我住在包谷大队的老屋里，龚小妹陪着我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在外面打工，逢年过节就回来看看。屋里墙上，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是当年在朝鲜时拍的，我穿着军装，胸前挂着军功章，笑得傻乎乎的。照片上的战友，大多不在了。

茨岩塘的山还是那座山，水还是那条水，只是坡上的苞谷地变成了茶园，转角楼换成了砖瓦房。年轻人大多出去了，村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老人和孩子。我每天坐在门槛上，抽着旱烟，看着太阳升起落下，有时候会想起南洋里的朝鲜大娘，想起山东排长，想起四川兵，想起那些埋在朝鲜的弟兄。

有人问我，后悔去朝鲜吗？我说，不后悔。那三年，吃了这辈子最多的苦，也见了这辈子最多的生死。我晓得了怎么活着，怎么珍惜。现在的日子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孩子们平平安安，没得美国鬼子敢欺负我们，这就比啥都强。

有时候，听见电视里唱《志愿军军歌》，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那调子一出来，就像回到了1950年的丹东，回到了南洋里的山里，回到了丘角岭的阵地上。那些年轻的面孔，那些硝烟，那些笑声和眼泪，一下子就涌到眼前。

龚小妹说我老了，爱发呆。我不是发呆，我是在想排长，想战友，想抗美援朝的那些人，那些事。他们好多人都没回来了，我是替他们看看这好日子，靠着他们才享受这些好日子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把茨岩塘山山水水的影子拉得老长。磕了磕烟袋锅，起身往屋里走。屋里飘来饭菜香，龚小妹在喊：“吃饭了。”

这辈子能扛枪保家卫国，打败美国鬼子，值了！

作者：陈其明

责编：朱柯源

一审：向波

二审：周娇

三审：张军

来源：龙山县文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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